尽管大多数民主国家都经历过抗议运动和暴力事件

　　尽管大多数民主国家都经历过抗议运动和暴力事件，但是发生在法国的情况似乎是一个例外——这场运动广泛蔓延，甚至让国家失去了对公共秩序的控制，这些暴力行径的爆发不容否认地意味着法国民族分裂进程的加速。

　　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尼格拉斯·巴维莱兹（Nicolas Baverez）在法国《费加罗报》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以此为开端，并试图在文中解释法国是如何沦为了从破产滑向进一步破产的“欧洲病夫”。

　　作者解释称，自从年轻人纳赫尔在巴黎郊区楠泰尔被击毙以来，席卷法国的城市暴力浪潮所造成的后果，已经超过了2005年发生在法国的骚乱的后果。这是难以理解的事情，尤其是鉴于暴力已经超越了所有的界限，它不再限于那些所谓的重点社区，而是首先攻击了国家权威——通过攻击其建筑物、公务人员以及消费象征，还有对商店、银行和保险机构进行抢劫。

　　正如作者所指出的那样，自2015年以来，已有4场运动成功地营造了一种内战氛围——首先是针对伊斯兰教的袭击浪潮，这为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制度和价值观铺平了道路；然后出现了“黄马甲”运动，它展现出了法国边缘群体不断衰落并受到忽视的感觉；第三是为反对退休制度改革而举行的大规模抗议，它表达了中产阶级对自身陷入贫困的担忧；而最后这场发生在巴黎郊区的起义活动，则凸显了整个法国国家及其民众所处的混乱，使之处于不受共和国法律管辖的状态，而是成为了一个受毒品贸易和宗派主义法则管辖的平行社会。

　　作者认为，这些革命与愤怒的多样性证明，其根源并不在于社会和国家的系统性种族主义，而是在于法国的加速衰落——现在，它已经沦为“欧洲病夫”。随着增长停止而出现的经济破产，随着人均财富减少而发生的社会破产，随着公共债务上升而出现的金融破产，再加上公民社会破产与政治破产，最后是由仇恨、暴力和恐惧滋生的道德破产，这一切都剥夺了公民对民主的信心，并预示着极右统治的到来。

　　然而，根据尼格拉斯·巴维莱兹的说法，更加糟糕的是，法国领导人在如此严重的局势面前，仍然无法理解该国正在经历的生存危机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暴力不断升级、民族不断衰落，国家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就会更为严重，而得不到任何改善。

　　例如，在这些抗议活动面前，法国总统马克龙只是说：“必须在得出结论之前弄清楚这些事件”，然后就只是在爱丽舍宫为市政领导人组织了一个心理支持小组，而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布鲁诺·勒梅尔，则不顾法律地将骚乱事件成本转嫁给保险公司，并宣布对被烧毁或被抢劫的商店延长销售时间或延期收费，对此，作者认为，这种对政治与现实的分割是前所未见的。

　　作者得出结论称，社会的残酷性和国家的螺旋式衰退，需要国家的转变才能解决，首先是要认识到，法国通过债务实现增长的模式已经不再可行，而要在很大程度上优先考虑生产、创新和投资，包括针对教育和公民的投资，同时对移民实施严格管理。此外，他还呼吁马克龙对复兴法国给予绝对的优先权。